作为隔海相望的邻居，中日两国在很长时间内都保持着相当距离。尽管不乏直接或间接交流，却总是因重要性欠佳而遭人忽略。直至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双方几乎同步祭出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才逐渐被命运捆绑到一起。
早期交往
日本西部的九州 是最初与大陆有密切接触的地方
有史可查的中日官方交往，最早可向上溯到东汉时期。公元57年，光武帝刘秀重振河山，就有东瀛派出的使者到访。由于需要外邦朝和来增加自身权威，东汉建立者对这些闻所未闻的来客也非常照顾。除了对倭使进行赏赐，还颁发一枚黄金打制的国王印，成为两国开启正式交往的见证。
当然，在作为地区共主的东汉看来，小小的倭国根本不可能对自己产生实质性影响。给予金印和赏赐，都是声张自身权威所必须的礼节性动作。而正处于弥生时代的日本，也因生产力相对低下，觉得这种外交有益无害。
赐予日本的倭国国王金印
到了魏文帝曹丕时期，中原王朝才正式册封卑弥呼为倭国国王，依然是此种思维的惯性产物。后者也通过外交加分，为自己统御更多群岛领地增加背书。实际上，当时的吴国与日本关系更加密切。由于水运发达，所以经常派船队到半岛和日本列岛贸易。所以魏国的亲善举动，也是为压制南方对手而实施的外交挖墙脚。
至于两头拿好处的卑弥呼，也精明的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虽然是认可了曹魏正统，但与东吴的生意还是照做不误。在这位日本历史上的传奇女王死后，国中立刻陷入混乱内斗。她的女儿壹与还遣使魏国，希望曹氏助其复位。于是，中原特使又匆匆赶往日本，帮自己钦定的王朝稳住局面。
卑弥呼成为首个与大陆交涉的日本政治家
相爱相杀
日本自身的实力增涨 是其与大陆交涉时的底气来源
随着西晋短暂一统，中原大地又很快过度到了南北朝乱世。因此，日本列岛方向也突然开始渺无音讯（大司马按：刘宋时期倭五王曾来乞封）。但来自吴越地区的贸易却没有停过，只是因记载极少而很容易为后人忽略。直到隋朝建立，逐渐成熟的日本已不再向过去那样毕恭毕敬。抵达洛阳的岛国特使，就在信中写上那句让隋炀帝暴跳如雷的：日初出之国致日末之国！
但当中原帝国的实力恢复，日本也能敏锐的察觉到事态变化。大批遣唐使的到来，大都带有双重目的。不仅要学习帝国的制度和技术，也能让本国更好的了解大陆局势。稍后，以唐朝模式为样板的京都宫廷，为日本历史开创了一个全新世代。尽管由于水土不服等因素，全盘唐化的尝试不可能收到理想效果，但还是对日后的政治格局稳定有很大促进作用。
受大陆影响的军事变革让日本有了更多对外干涉能力
此外，距离日本更近的半岛，已经成为其对外贸易和输出影响力的重要阵地。虽然很难倾全国之力进行远征，但通过交好百济等地方势力，还是能让岛国在大陆方向维持一个前哨基地。当唐朝军队执意越过汉江南下，日本方面也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只是从参与程度和转型速度来看，岛国宫廷的反应也值得后人称道。
例如著名的白江口之战，经常被不明所以者夸大为首次中日大战。然而，真正与唐军抗衡的主力，还是来自本地的百济武装。东瀛援军仅仅是一个象征意义大于实质的添头，对于战局发展没有任何决定性因素。
一旦确定最终局势，大量的遣唐使便替代士兵向西远行。大唐王朝的航海技术也远比后人臆想的要滞后，当然就没有军事惩戒日本的欲望。双方在最短时间内和好如初，不仅重温汉魏时代的美好，甚至一度比过去更加火热。
白江口之战 被后世追认为首次中日大战
对抗开始
宋朝的外交压力 让其继续对日本保持亲善
到了宋朝，日本对中原的关系又提升到新的层次。由于北方的辽金威胁，赵家统治始终需要在其他方向寻找自己的亲善对象。位于半岛的高丽朝鲜首当其冲，地域稍远的日本也不能就此无视。尤其是双方早已成型的海洋贸易，为大陆贸易被卡的宋朝提供了更多次级选择。
等到蒙古兴起而南宋衰亡，很多遗民都漂洋过海来到日本躲避。这让列岛各地都出现以中国姓氏为源头的家族。他们也将不少技术传入日本，并依靠本地特色的制度维持利益，将许多影响力保持到了后世。
元寇入侵 无疑是日本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然而，忽必烈的征服视野却远比中原君主要远。逐渐接过华夷秩序的日本，对于这个蒙古人的元朝带有本能抵制。随之而来的两次远征，也对日本内部的政局尝试了巨大撼动。虽然依靠顽强抵抗和神风助力获胜，但镰仓幕府却被发现过度衰弱，连有功之人的奖赏都无力支付。好在蒙古人已及时转变方向，将舰队派往南方的占城和爪哇，给了岛国内斗以充足时间。
不过，宋元之交还是给中日关系制造出永久转折点。由于目睹中原王朝的陷落，日本从此不再对大陆抱有无限憧憬。大量吸纳的唐宋人口，也反过来给岛国以充分的文化自信。两次击败蒙元军队，不仅是最好的现实证明，也让大量投靠蒙古的南宋仆从军沦为奴仆。这些人对各地诸侯的心态变化，影响力势必会胜于残酷战争。
奔赴前线的抗元战士 将在稍后改变日本的内部政局
等不来的帮助
足利义满为经济利益 再次接受明朝册封
明朝建立后，日本的室町幕府继续维持着旧的抗争格局。朱元璋虽然为使节被砍而感到震怒，却还是基于历史教训而将对方列为不征之国。日本虽然可以在政治上游离，却不能无视海禁给自身贸易造成的经济损失。因此在永乐时期，足利义满将军还为经济考虑而与紫禁城进行交涉。
于是足利义满受封日本国王，在名义上成为了明朝藩属。虽然十年一贡的规定非常苛刻，却挡不住地方大名与明朝走私海商之间的绵绵情意。等到持有合法贸易证件的幕府衰微，更多山头林立的藩主也就自动成为倭寇船队的海外保护人。
倭寇恰恰是中日两国不能完全剥离关系的证明
公元16世纪，这种日积月累的不正当关系，势必因争贡之役的惨状而彻底引爆矛盾。当时的双方也不会料到，这样的相互交恶只是更大风波的开始。等到野心勃勃的丰臣秀吉占据大势，明日双方终于在相隔彼此之间的半岛上大打出手。首次深度介入大陆军事的藩主武装发现，自己以往的战争强度完全不适应这种更为残酷的对抗。
但武士阶层的善战和新式火绳枪手的专业素质，还是被明军以身体很老实的方法所承认。部分战俘很快被地方大将收纳为精锐家丁，继续活跃在对抗缅甸、蒙古和满洲八旗的战争前沿。而残存的大陆海商也继续以日本为船只锚地，从而有了郑芝龙的日本爱情和往后名声更为显著的朱成功。
日本军队也在半岛首次感受到大陆战争的强度
这种浅层次的认可，最终又在17世纪中期结出了异样果实。面对大举南下的清军，作为南明隆武政权顶梁柱的郑芝龙，不得不向日本发出求援。已经坐稳江山的德川幕府，也因是否出兵问题而分为两派。但无论他们摆出何种观点，都在以海岛和大陆之间的关系为主要考量。差别无非是积极增加投资，还是为不确定性而选择默认屈从。尽管主要涉及军事问题，但其思维核心的内涵，是今人都能隐约感觉的基调。
公元1658年，郑成功北伐南京和长江沿线，并再次向德川幕府求援。但除了部分武器，没有从岛上求得一兵一卒。毕竟，从日本自身的角度考虑，这样才是能确保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无论国姓爷这样的亲善人士如何失望，又或是出生前明反倭派的士大夫如何继续敌视，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岛国核心的思维模式。
共享长崎锚地的清国与荷兰商船
在清朝完全稳固江山之后，大陆商船也是少有能直抵长崎的贸易对象。这既是日本对历史传统的延续，也是出于对大陆强权的现实尊重。但当清国商船需要与荷兰红毛分享锚地，就是在预示下一场聚变风暴的开启酝酿。此时的日本，也已完全视自己是与清朝对等国家。只是在发展速度较慢的古代，任何变化都需假以时日才能见到效果。
虽然中日关系的内容还有不少近代部分，但笔者觉得已没有太多继续赘述的必要。这段让很多人都难以愉快的特殊时期，恰恰是两国同步受到近代全球化冲击的反常应对。站在更高的视角，俯览漫长的时间主线，就会发现其特殊性虽非常显眼，但占据比重却非常有限。相比之下，隋唐到南明之间的悲欢离合，才更贴近双方的原始心态。
一是抓“总开关”，准确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以看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一以贯之，“进一步”“继续”则表明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总目标是由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前一句规定了根本制度和方向。“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新中国成立70多年，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世所罕见的奇迹，根本原因就在于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后一句是制度指引下的导向，所谓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就是不断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更大的比较优势，展现出更为旺盛的生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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